有三個艷照門事件。或曰，艷照門有三個性質完全不同的階段。當事件的性質發生轉化，其所凸顯的傳播與社會管理的意味和價值也就迥然不同。

第一個艷照門是那臺電腦所記錄的不雅照片，它引發了如此眾多的注意力，然而究其本質，這只是一個個人的道德取向問題。第二個艷照門是犯罪嫌疑人盜竊計算機數據、觸犯刑法，其傳播艷照的行為侵犯了當事人的隱私權。香港警方對涉案人員的果斷處理方式及結果都是可以預期的。但是，很不幸，事件很快演進到了第三個階段。

第三個艷照門是為數相當巨大的網民群體，哄傳、下載、傳播不雅照片，其性質可以理解為是一次有傷風化的社會失范行為，或者說是一次不良信息傳播失控事件。在香港警方初步控制了事態之后，1月31日后，事件卻在內地愈鬧愈烈，內地網絡管理在艷照傳播領域的“意外的”疏松及其后果，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高度關注。觀察家很容易形成這樣一種疑問：中國的網絡傳播法規前后頒布了46種之多，一向給人以治理嚴謹之感，但是遇到艷照門這類突發事件，在法理和治理措施上卻依然顯得局促、遲緩和困頓，這是什么緣故？

除了對于網絡法治和管理部門的詰問之外，還有一個更大的問號指向那個俗稱為“網民”的社會公眾群體。當艷照門納入傳播控制軌道后，很多網民出現了情緒反彈，稱網絡監管損害到了網民的知情權和傳播權。事實上，網絡哄客對艷照的輾轉相傳，實際上除了涉及道德風化外，客觀上也在助長犯罪。盡管對“再傳播”和“自由下載”不良信息行為的法律界定目前還有爭議，但由于大規模的艷照傳播涉及未成年人保護，因此，艷照在網民中的無限制傳播無疑亦屬涉法事件。

網絡傳播的內容監管向來是一個在國際上普遍存在的難題，原因何在？簡言之，是因為這里面有多個變量要考慮。這里，我們姑且以艷照門的內容傳播為解析的對象：首先，傳播內容如何定級？我們現在還沒有定級的專門條例，大陸的諸多網站、網民打著“熱圖”的名號傳播的色情圖片的性質常常是曖昧不明的；其次，受眾如何區別對待？在任何傳播業的管理中，對成人的管理都是相對寬松的，而對青少年保護則很嚴格。沒有對受眾和觀眾進行定級，導致了相當多的法律空白。再次，網絡監控達到什么樣的控制程度？最低的程度，是先從站方著手進行信息控制；然后是對網民進行制裁；最后是從虛擬控制轉為現實控制，責任追溯到現實人物。那么，我們究竟要控制到哪一級呢？

按照這樣的分析，在艷照門的內容監管方面就可能出現三個變量、七個選項，大致會有12種以上的性質與策略界定，對網絡群體化事件的定義如稍有歧義，有關法律法規就會呈現迥然不同的面貌；在理解和執行過程中稍有歧義，則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社會后果及影響。我們希望在艷照門呈現這類事件的嚴重性和急迫性之后，有關法律專家和國家管理部門能夠加快完善網絡社會法治的步伐。

另外，還有一個顯然的結論是，教育專家可以通過艷照門事件，形成對網絡社會教化活動和網絡文明建設的新認識，促進網絡社會文化向良性方面發展。舉例來說，由于香港政府在事件的中期對傳播行為屬性的界定非常清楚：公開的大眾傳播犯法，朋友之間傳播不犯法，因此從2月5日之后，很多網民就不通過BBS，而是通過MSN進行小群體傳播，其威力也并不亞于大眾傳播。因此，結論是，要從根本上控制這種不良的網絡傳播行為，必須加強對公眾網絡道德觀的引導。對于失范的網絡傳播行為，或許，其最終的管理結論是，最高級的控制存在于網絡社會通過道德凈化而達成自我約束的內心。

艷照門的后期，是一個社會道德事件。關于道德問題，我們不可能像康德那樣馬上就以“浩瀚燦爛的星空”和“內心的道德律令”來給萬物立法。當艷照門呈現為一場針對人類社會道德治理的管理事件時，我們還只能像以往那樣，最終借助于理性建構為審慎判斷、嚴謹立法、科學管理。因此，就網絡社會管理的執行者而言，重要的或許還不是立即行動，而是謙遜的思考。社會公眾對于艷照門的當事人的私人領域的道德審判需要謹慎，與此同時，網絡社會管理者對待公共領域的道德、文化的控制也必須是科學而有節制的。而在當前，這種有節制性首先要體現在我們必須正視管理的不足。

前文中，我們問及，為什么在艷照門這類突發事件的治理過程顯得局促、遲緩和困頓？一個可能的回答是，我們的管理策略和管理視點更多地側重于國家安全、基礎信息安全、社會穩定、意識形態等剛性的國家領域，而不是網絡文化、道德建設、傳播心理等柔性的社會領域。艷照門事件存在有很多的社會聯動，不僅事關法律，還事關教育、文化、道德、行業管理，還涉及對人性本身的思考。艷照門是一個非常全景化的事件。艷照門事件再次說明，道德、生活、法律和政治不是分離的，它們統一于社會正義。我們必須以更認真的態度，來破解網絡社會所呈現的管理迷局。